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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传(周桦版)收藏本书

褚时健传(周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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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褚时健传》,褚时健数万字自述首次披露,褚橙运营细节深度全公开。

  · 88岁老人的传奇人生,起落、颠覆、从谷底反弹的力量,风靡全国的“励志橙”创业史,以及他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褚时健最认可的专业授权传记,自序中称本书“写出了他真实的一生”。·

  · 王石、吴晓波作序推荐《褚时健传》,王石称自己看完书稿夜不能寐。

  · 调查深入、资料翔实,真实,客观,书稿含褚时健数万字自述,并配以大量珍藏图片,很多都是首次公之于众。

  · 大量细节披露褚橙经营方法和理念,包括褚橙的内部管理、渠道拓展、营销、品质监控等,这是之前的书都没有详细讲到的部分。

海报:

内容简介

  褚时健,这是一个在中国烟草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这是一位将地方工厂发展成世界行业巨头的能人,临近退休却折戟沉沙。

  十几年后,褚时健的名字因为橙子享誉大江南北,以70几岁高龄重新创业的故事,激励和影响了无数的人,褚橙也被称为“励志橙”。

  他的人生几经起落:早年丧父,辍学、烤酒、种地,以此帮母亲谋生;青年,重新求学却遭遇战争,扛过枪打过仗;解放后没能逃脱“右派”的命运,却能埋头搞生产,所在糖厂成为当地条件好的地方;年过半百,接手玉溪卷烟厂,将其打造成亚洲首位、世界第五的集团企业,褚时健也成为“亚洲烟王”。然而,巅峰跌落……

  当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已成橙王。拜访、学习甚至膜拜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蜂拥哀牢山……

  88年丰富、起伏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招不断,碰撞不断;他的个人故事紧贴着共和国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有着生离死别,荣辱变换……人生经历当得上“传奇”二字。

  在公众的眼光里,他被塑造成一个充满了豪壮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但当《褚时健传》的作者走近褚时健才知道,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

  《褚时健传》由著名传记作家周桦执笔,历经一年多的走访、调查、创作而成,从褚时健的生平,到他的管理理念、企业家精神,再到玉溪卷烟厂、褚橙等的管理运营,采访之深入,细节之丰富,资料之完整专业,写作之客观理性,值得每一个读者认真品读。


作者简介

  周桦,七零后,人物传记作家。1997年进入媒体工作,曾任国内新锐媒体《新周刊》杂志社记者、编委,负责人物类栏目多年;2001年在《21世纪经济报道》开设专栏“数风流人物”,历时两年;长于财经人物传记撰写,2006年出版《王石这个人》(中信出版社出版)、2011年出版《藏锋-刘永好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精彩书评

  我人生里没有服过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价值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周桦经王石推荐,负责写这本传记。我和她交谈了很多次,坦诚地把我几十年的故事都告诉了她。我曾经读过一位日本企业家的传记,里面没有什么大道理和口号,只是讲述一个个的小故事,很真实,也很有启迪。这本书也写出了我真实的人生,希望能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感悟。

  ——褚时健


  褚厂长用10年时间,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褚橙”,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为社会贡献价值。周桦的这本书付梓之际,我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领更多学者、商学院去梳理云南企业家的经商之道,这一群体有着丰富的历史,他们在家族企业传承问题上的做法,值得持续关注;他们身上不同于中原地区企业家的特质,值得我们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学习借鉴。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目录

推荐序一 我自己的一点总结 / 褚时健

推荐序二 企业家的尊严 / 王石

推荐序三 看褚时健如何走出“哀牢山”/ 吴晓波

前 言 这本书是这么回事……

第一篇 早年的故事(1927—1948;矣则,昆明)

第一章 起始

褚姓人家

矣则

第二章 童年浪花

捉鱼

小学

第三章 少年故事

父亲

烤酒

离开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43

第四章 离家的日子

到省城读书

是个能干的人

第五章 所谓长大

学到了很多

见贤思齐

第六章 思变

家庭窘境

时局紧迫

第二篇 激情的青春十年

(1948—1959;南盘江北岸地区,玉溪)

第一章 战火纷飞

短暂回乡

从此游击队

出生入死的游击队生活

堂哥时仁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49

第三章 解放

迎来解放

迅速开始的征粮工作

第四章 革命意味着牺牲

兄弟时候

风起云涌的运动

第五章 平静或不平静的生活

波澜不兴的生活

马静芬的故事

结婚

第六章 风浪骤起

风暴来临

蓦然“右派”

话别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58

第三篇 生活的断层(1959—1979;元江,新平)

第一章 跌入底层

红光农场

生活总是要继续

老白

第二章 一家人要在一起

辗转只为团聚

艰难岁月

尘土里开出花

第三章 到了另一个农场

人生仓促的停留

小姑娘褚映群

第四章 新平,新平

曼蚌新的开始

找出亏损关键

欠缺

第五章 迅速进入角色

技术改造

原料之重

第六章 戛洒缘分

从此戛洒

艰难中求发展

尝试新管理

最会生活建设

第七章 不平静中的平静

看似平静的生活

褚一斌

纸厂

第八章 希望的光就要来了

黎明前

新平尾声

迎来新天地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66—1976

第四篇 华彩人生篇章(1979—1996;玉溪烟厂)

第一章 预备

那里有一座塔

那时是散淡时光

最开始很担心

第二章 万事开头难

并不愉快的开始

糟糕局面超出想象

新官上任三座山之强人强势

调薪风波

锅炉事件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79

第三章 启动改革

厂长

安居才能乐业

整顿工厂,改变观念

改变观念

初涉改革小失败

第四章 出手改革

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

串换来的辅料

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第五章 设备之战

各有各的忙

必须技术改造

出国买设备去

签“军令状”

引进一流设备,领先国内同行

第六章 烟叶的故事

有关烟叶的前世今生

好原料不好得

三分设备,七分原料

美国之行

烟草基地

试水

三合一

合并之术

第一车间

补助烟农

外购烟叶

终得回报

烟叶标准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86

第七章 内部管理大小事

生产必须计划

制度是最大的保障

节约也是生产力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关于成本的意识

人事就是人和事

邱建康

接班人

家里

第五篇 行在人生巅峰期(1988—1998;玉溪烟厂)

第一章 名烟翻番

红塔山

广东商人

三板斧助力,再跃巅峰

人生负累

叫停

第二章 关索坝工程

亚洲领军

又成为重量级买家

第三章 快马加鞭

海外发展

投资配套企业

能源与交通的投资

金融布局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94

第四章 谢幕

出事

事出有因

痛失爱女

最孤独的时候

边境被扣

家中监视居中

定罪

第五章 人生间隙

时间断层

律师马军

59现象

审判

第六篇 果夺锦标(1999至今;狱中,玉溪,新平)

第一章 是结束,也是开始

狱中

大营街

朝着圆满目标向前一步

总要做点什么

第二章 土地、水和树

那两个山头

开始

水源

果树

总有小坎坷

第三章 橙树在长大

老板给的糖

肥料很重要

砍树才能增产

马老师生病了

第四章 一年比一年丰收

孙辈归来

销售摸索着做

剪枝控梢是四季的事

黄龙病

更重要的是管理人

第五章 每一条路都指向未来

销售让褚橙年轻

互联网+

人在高处稳步走

第六章 江山无限

褚时健自述 种橙十年

尾 声 岁月像一条河

致 谢

精彩书摘

  我的1943年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医药条件差,家里无力救治。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

  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

  父亲做的是木材生意。回到家的时间,他大都到山里去收木材;把木材拉回家后,按长短粗细分好类,然后搭火车把木材运到个旧卖给锡矿,矿里用来做矿洞里的镶木或者燃料。就是靠着父亲的生意,家里还算有些家底积累。但是没想到,1942年,父亲运木材的途中,在现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县的巡检司镇,当时的一个铁路小站,日本飞机从越南飞过来,沿铁路线投掷炸弹,我父亲被气浪震伤。一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记录好,这样他好分类。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就是来自他们。

  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区长。我从记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三伯性格很内敛,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家里人都说他老实,但我觉得不应该用“老实”两个字形容他,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

  在父亲过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死”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我们兄妹几个还小,能帮她的地方不多,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的奶奶、爷爷还有我的三伯,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亲人过世,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更多还是恐惧,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见。爷爷奶奶过世时,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

  但父亲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伤以后,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再不能出门做生意,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他经常骂日本人,觉得越南人、中国人实在可怜,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忙家务,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

  1943年夏天,父亲病了一年之后,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对于父亲,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我明白,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父亲的死,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母亲、我、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我的1943年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医药条件差,家里无力救治。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

  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

  父亲做的是木材生意。回到家的时间,他大都到山里去收木材;把木材拉回家后,按长短粗细分好类,然后搭火车把木材运到个旧卖给锡矿,矿里用来做矿洞里的镶木或者燃料。就是靠着父亲的生意,家里还算有些家底积累。但是没想到,1942年,父亲运木材的途中,在现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县的巡检司镇,当时的一个铁路小站,日本飞机从越南飞过来,沿铁路线投掷炸弹,我父亲被气浪震伤。一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记录好,这样他好分类。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就是来自他们。

  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区长。我从记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三伯性格很内敛,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家里人都说他老实,但我觉得不应该用“老实”两个字形容他,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

  在父亲过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死”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我们兄妹几个还小,能帮她的地方不多,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的奶奶、爷爷还有我的三伯,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亲人过世,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更多还是恐惧,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见。爷爷奶奶过世时,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

  但父亲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伤以后,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再不能出门做生意,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他经常骂日本人,觉得越南人、中国人实在可怜,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忙家务,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

  1943年夏天,父亲病了一年之后,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对于父亲,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我明白,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父亲的死,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母亲、我、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前言/序言

  这本书是这么回事……

  无论2014年4月王石先生说要为我牵线写作褚时健的个人传记,还是6月时我手里已经有了褚时健先生签署的授权协议,我内心的犹疑和忐忑远远大过高兴、激动。

  我当然知道作为传记作者,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多么难得。这个时代就出了这么一个褚时健,他有着80多年丰富的、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招不断,碰撞不断;他的个人故事紧贴着共和国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有着生离死别,荣辱变换……人生经历当得上“传奇”二字;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13年以后,媒体两度掀起对他的报道热情,可谓人人争说褚时健;有关他的传记也已经出版了两三本,他做封面的杂志在机场每个书店都被摆在显著位置……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我真的捞到了一个香饽饽。

  但恰恰这些都构成了层层的写作障碍,我心里并不轻松。一个被媒体过度解读的人物,一个已经在大众心目中被定了位的人,他的传记很难不陷入人云亦云、剪贴复制的窘境,也会遇到读者更为严苛的目光。“会好看吗?会有价值吗?……我可以吗?”我一再问自己。

  而且我一度还很质疑自己的人物传记写作工作,特别是当自媒体开始兴起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可以划出自己的地盘来称王,谁真的还需要权威的声音、榜样的力量?当人生得意的标准早就多元化,谁还愿意听你絮絮叨叨几十万字去述说一个所谓传奇者、励志者的故事?如果不想让自己的书沦为满足猎奇心的读物,那么写作传记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更何况,这次,是一个老人的故事。出生于1927年的褚时健今年已经88周岁,一个标准的老人,互联网新贵们完全可以称呼他一声“爷爷”。在这个年轻的力量遍布各个角落的年代,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连“文革”的历史都非常陌生,也似乎不感兴趣,更罔论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他的故事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一次采访,我坐在褚家的客厅里,正式的话题已经谈得差不多。我和他聊起他的年轻同行们——那些中年的、青年的企业家们,他们治理企业的观点,说起他们的奋斗和商战……褚时健坐在沙发上,认真听着,他慢慢嗑了几粒松子,微笑着用地道的云南话说:“是不是复杂了点?其实搞企业哪有那么难。”

  这句话颇触动我。众所周知褚时健在企业经营上的丰功伟绩,管理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烟草大王,种植经营褚橙让市场上一橙难求。他被企业家群体推崇,被媒体研究。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褚时健做哪一行都可以?”但千山之外,偏居小城的他却云淡风轻地说:“哪有那么难?”

  我注意到他每次和我谈论他的企业经营生涯时,的确没有把它作为一件成功之事来聊,不自得,也很少去总结;而是作为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回忆过程里的细节,然后,很享受很开心地笑开了。

  当别人费尽了口水,他其实只有一句话。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他其实是个简单的人。

  第一次跟随王石在哀牢山见褚时健时,我们在种植基地的办公室翻阅他阅读的农业科学书籍。据说这十几年褚时健带领农户种植冰糖橙,主要就是靠这些薄薄的、陈旧的书,这些书几乎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版本,是县级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普及用书。但褚时健通过这些书,推出了口感独一无二的褚橙。

  一次开会时,王石和我聊起这本即将开始采访的传记。他说: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写褚时健?他从出生就一直在云南,而且几乎没离开过玉溪那个小地方,但他做的都是能在国际市场拿得出手的事情。为什么?

  这大概就是褚时健人生的有趣之处,以“小”赢“大”。他一辈子都在小地方,并没有强大的教育背景;政府交给他的是小厂;他回忆里的事,更多是细节小事……但他却的确做成了大事。

  他的个人生活也如此充满相对性。战争、手足永别、行政官员、下放、“右派”、回城、企业家、阶下囚、老年丧女、古稀之年创业……这些人生大跌大宕的经历都是褚时健一人的关键词,他的命运线条比别人显得浓墨重彩得多。在公众的眼光里,他是一个承载了浓重时代特色的传奇者,一个充满了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现在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但当走近褚时健我才知道,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改革嘛,都要付出代价。”这是2003年他给王石的回答。10年后褚橙成功,我问他如何看待当年牢狱之灾,他和夫人马静芬都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他们语气平静,眼神笃定。我相信他们的真诚。

  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我问他年轻时的爱好,他说:“拿鱼(捉鱼)。”马静芬说起褚时健1979年的工作调动。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玉溪卷烟厂,一个是山区的矿山。褚时健非常希望去矿山,原因只有一个:那里可以打猎。

  而当我问到2002年从监狱里出来,75岁高龄为什么还要创业时,他给我的回答是:“找点事情做总是好的,闲着有什么意思?”——他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成功、财富都是顺带的结果,面对耄耋之年又引起公众的狂热关注,他非常无奈:“为什么不忘了我?”——褚时健一直都只想做自己。

  褚时健理解自己的生活很轻,而别人看待他的生活却很重。

  从那时起,我似乎找到了解读褚时健人生的入口。褚时健固然是一个传奇的强人,当我们探寻一个强人之所以强大时,总是容易把他典型化、独特化,最后得出遥不可及的答案。当我们在述说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时,总是眷恋于大起大落的那几段。可生活真相果真如此吗?在我采访过几十位商界强人之后,在和褚时健老先生倾心交谈了无数次以后,我坚信一点:传奇有时更源自不期然的际遇,而强人之所以为强人,乃是在简单的、平静的、世俗的生活下隐藏了巨大力量——我希望找到褚时健身上这样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我相信对强调个体性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以一个“英雄”、一个“悲剧的励志者”为前提去解读褚时健,我想我会得到许多口号式的故事,这不是我希望的,我也不好意思把这样的“鸡汤”倒给读者们。如果更多人愿意去描绘波澜壮阔的大海,我宁愿在我的书里呈现的是那些汇成大海的悠长江河、涓涓细流。

  从2014年6月起,我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工作。采访工作不仅是坐在玉溪市大营街褚时健家的客厅里向褚老先生以及他的夫人马静芬老师提问,也要不断去几百公里外的褚橙基地,在几米开外站着看褚老先生如何在地里工作。同时,我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联系采访他曾经的同事、朋友,以及他的家人和长期观察他的人。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褚时健88岁的年纪,他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对应着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要找到合适的人采访,就连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都认为不太可能,毕竟岁月流转,有些人生离别不经意间就成为永远。不过,有赖于王石先生的帮助,万科公益基金为这次复杂漫长的采访工作提供了资金帮助,我得以放开手脚,在云南大范围寻找褚时健当年的故交们。欣慰的是,几乎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我都找到了具备发言权的人,得到了大量的资料。

  和褚时健本人的对话显然是最多的。我在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对话的录音整理文稿足有过百万字之多。在我以往十多年采访企业家的经历里,褚时健可以称得上是最健谈、思维最敏捷的人。他有问必答,而且在有人提问后即不假思索、立即作答。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没想到88岁的他还能做到如此敏捷。褚时健的骨子里是个有趣的人,他并不像很多成名年久的企业家一样,在生活上已经不沾烟火,言必大命题。褚时健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他有足够的生活乐趣和幽默感,所以在对他的采访中,充满了对话的快乐。褚时健有时也会向我提问,针对一些他看电视或报纸知道的新闻,问我的看法,每次我的回答他都特别耐心倾听,偶尔还会俏皮一句:“你咋个和我想的一样?”

  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和他有着同样的冷幽默,他们俩都保持着对生活极高的敏感度,也都对生活充满热情。在本书里,马静芬会占一定的篇幅,是因为在我对褚时健采访了近一年后,我理解到这对婚龄60年的夫妻更像一对战友。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里,男女双方其实都是被改变的对象,尽管马静芬一再说,是褚时健改造了她,但实际上,她也塑造了褚时健的人生。

  无论是褚时健还是马静芬,都从不对这本书提任何要求,他们也几乎不和我谈论这本书或者其他写褚时健的书和文章。也许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在别人的注视下生活,这种习惯倒让他们获得了某种自在和自由。对我的任何提问,他们都没有回避和拒绝,包括他们已经离世的女儿褚映群。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们现在也并不在意。就这一点而言,我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写作的自由度。

  这份自由度到底让这本书呈现出什么模样,最终要由读者来评判。在以往我写作其他企业家传记的时候,有人质疑说现今的企业家传记都充满了赞扬甚至谄媚(这个词太糟糕了,但的确有人这么表述)。作为一个一直要求自己具备独立判断力的作者,我必须捍卫读者说话的权利,认真思考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也必须交代我写作人物传记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实记录,真诚写作。”我把我采访的、听到的、见到的、感受的,真实地传递给读者,而读者通过我的文字形成对传主的印象和判断,我非常乐见出现“罗生门”现象。

  所以这并不是一本颂扬楷模的书,它是关于一个老人80多年人生长河的故事。在这个漫长的故事里,有成长、有妥协、有抗争,有温情、有冷酷,也有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和默契。而故事里最多的,是一个从事商业的男性的生命力——在各种政治背景下、各种人间遭遇下,这位男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战争、政治迫害和监牢生活后依然像一个斗士,让他古稀之年依然焕发出年轻人才有的对未来的期许。也正是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最为琐碎、平淡的小城生活中没有磨去敏锐和热情——你从来都无法说褚时健的观点和做事很狭隘,这个词基本上与他无缘。

  我期望这不是一本充满了历史陈旧气息的传记,这不符合褚时健的性格和气质,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聊未来5年、10年的计划,完全不像一个接近90岁的人。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充满朝气,有着脚踏实地的意义。当下被互联网裹挟的一代人,习惯于在虚拟生活中获得慰藉的一代人,充满朝气地生活、具备脚踏实地的精神对他们而言显得多么重要。

  褚时健在20世纪60年代经营一个县级糖厂获得成功,八九十年代经营省级烟厂获得成功,进入21世纪,他经营农业也获得成功。他的商业行为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然而,他的个人经历却困囿于时代,他的生活并不如他的事业般完美。所以,我相信他的故事足以打动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有借鉴,有告诫,有启发,有提醒。

  有人曾用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时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实,这话不准确,褚时健从来不曾,也不会凋零。这本书是这么回事……

  无论2014年4月王石先生说要为我牵线写作褚时健的个人传记,还是6月时我手里已经有了褚时健先生签署的授权协议,我内心的犹疑和忐忑远远大过高兴、激动。

  我当然知道作为传记作者,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多么难得。这个时代就出了这么一个褚时健,他有着80多年丰富的、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招不断,碰撞不断;他的个人故事紧贴着共和国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有着生离死别,荣辱变换……人生经历当得上“传奇”二字;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13年以后,媒体两度掀起对他的报道热情,可谓人人争说褚时健;有关他的传记也已经出版了两三本,他做封面的杂志在机场每个书店都被摆在显著位置……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我真的捞到了一个香饽饽。

  但恰恰这些都构成了层层的写作障碍,我心里并不轻松。一个被媒体过度解读的人物,一个已经在大众心目中被定了位的人,他的传记很难不陷入人云亦云、剪贴复制的窘境,也会遇到读者更为严苛的目光。“会好看吗?会有价值吗?……我可以吗?”我一再问自己。

  而且我一度还很质疑自己的人物传记写作工作,特别是当自媒体开始兴起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可以划出自己的地盘来称王,谁真的还需要权威的声音、榜样的力量?当人生得意的标准早就多元化,谁还愿意听你絮絮叨叨几十万字去述说一个所谓传奇者、励志者的故事?如果不想让自己的书沦为满足猎奇心的读物,那么写作传记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更何况,这次,是一个老人的故事。出生于1927年的褚时健今年已经88周岁,一个标准的老人,互联网新贵们完全可以称呼他一声“爷爷”。在这个年轻的力量遍布各个角落的年代,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连“文革”的历史都非常陌生,也似乎不感兴趣,更罔论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他的故事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一次采访,我坐在褚家的客厅里,正式的话题已经谈得差不多。我和他聊起他的年轻同行们——那些中年的、青年的企业家们,他们治理企业的观点,说起他们的奋斗和商战……褚时健坐在沙发上,认真听着,他慢慢嗑了几粒松子,微笑着用地道的云南话说:“是不是复杂了点?其实搞企业哪有那么难。”

  这句话颇触动我。众所周知褚时健在企业经营上的丰功伟绩,管理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烟草大王,种植经营褚橙让市场上一橙难求。他被企业家群体推崇,被媒体研究。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褚时健做哪一行都可以?”但千山之外,偏居小城的他却云淡风轻地说:“哪有那么难?”

  我注意到他每次和我谈论他的企业经营生涯时,的确没有把它作为一件成功之事来聊,不自得,也很少去总结;而是作为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回忆过程里的细节,然后,很享受很开心地笑开了。

  当别人费尽了口水,他其实只有一句话。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他其实是个简单的人。

  第一次跟随王石在哀牢山见褚时健时,我们在种植基地的办公室翻阅他阅读的农业科学书籍。据说这十几年褚时健带领农户种植冰糖橙,主要就是靠这些薄薄的、陈旧的书,这些书几乎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版本,是县级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普及用书。但褚时健通过这些书,推出了口感独一无二的褚橙。

  一次开会时,王石和我聊起这本即将开始采访的传记。他说: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写褚时健?他从出生就一直在云南,而且几乎没离开过玉溪那个小地方,但他做的都是能在国际市场拿得出手的事情。为什么?

  这大概就是褚时健人生的有趣之处,以“小”赢“大”。他一辈子都在小地方,并没有强大的教育背景;政府交给他的是小厂;他回忆里的事,更多是细节小事……但他却的确做成了大事。

  他的个人生活也如此充满相对性。战争、手足永别、行政官员、下放、“右派”、回城、企业家、阶下囚、老年丧女、古稀之年创业……这些人生大跌大宕的经历都是褚时健一人的关键词,他的命运线条比别人显得浓墨重彩得多。在公众的眼光里,他是一个承载了浓重时代特色的传奇者,一个充满了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现在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但当走近褚时健我才知道,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改革嘛,都要付出代价。”这是2003年他给王石的回答。10年后褚橙成功,我问他如何看待当年牢狱之灾,他和夫人马静芬都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他们语气平静,眼神笃定。我相信他们的真诚。

  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我问他年轻时的爱好,他说:“拿鱼(捉鱼)。”马静芬说起褚时健1979年的工作调动。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玉溪卷烟厂,一个是山区的矿山。褚时健非常希望去矿山,原因只有一个:那里可以打猎。

  而当我问到2002年从监狱里出来,75岁高龄为什么还要创业时,他给我的回答是:“找点事情做总是好的,闲着有什么意思?”——他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成功、财富都是顺带的结果,面对耄耋之年又引起公众的狂热关注,他非常无奈:“为什么不忘了我?”——褚时健一直都只想做自己。

  褚时健理解自己的生活很轻,而别人看待他的生活却很重。

  从那时起,我似乎找到了解读褚时健人生的入口。褚时健固然是一个传奇的强人,当我们探寻一个强人之所以强大时,总是容易把他典型化、独特化,最后得出遥不可及的答案。当我们在述说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时,总是眷恋于大起大落的那几段。可生活真相果真如此吗?在我采访过几十位商界强人之后,在和褚时健老先生倾心交谈了无数次以后,我坚信一点:传奇有时更源自不期然的际遇,而强人之所以为强人,乃是在简单的、平静的、世俗的生活下隐藏了巨大力量——我希望找到褚时健身上这样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我相信对强调个体性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以一个“英雄”、一个“悲剧的励志者”为前提去解读褚时健,我想我会得到许多口号式的故事,这不是我希望的,我也不好意思把这样的“鸡汤”倒给读者们。如果更多人愿意去描绘波澜壮阔的大海,我宁愿在我的书里呈现的是那些汇成大海的悠长江河、涓涓细流。

  从2014年6月起,我开始了这本书的采访工作。采访工作不仅是坐在玉溪市大营街褚时健家的客厅里向褚老先生以及他的夫人马静芬老师提问,也要不断去几百公里外的褚橙基地,在几米开外站着看褚老先生如何在地里工作。同时,我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联系采访他曾经的同事、朋友,以及他的家人和长期观察他的人。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褚时健88岁的年纪,他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对应着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要找到合适的人采访,就连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都认为不太可能,毕竟岁月流转,有些人生离别不经意间就成为永远。不过,有赖于王石先生的帮助,万科公益基金为这次复杂漫长的采访工作提供了资金帮助,我得以放开手脚,在云南大范围寻找褚时健当年的故交们。欣慰的是,几乎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我都找到了具备发言权的人,得到了大量的资料。

  和褚时健本人的对话显然是最多的。我在动笔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对话的录音整理文稿足有过百万字之多。在我以往十多年采访企业家的经历里,褚时健可以称得上是最健谈、思维最敏捷的人。他有问必答,而且在有人提问后即不假思索、立即作答。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但没想到88岁的他还能做到如此敏捷。褚时健的骨子里是个有趣的人,他并不像很多成名年久的企业家一样,在生活上已经不沾烟火,言必大命题。褚时健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他有足够的生活乐趣和幽默感,所以在对他的采访中,充满了对话的快乐。褚时健有时也会向我提问,针对一些他看电视或报纸知道的新闻,问我的看法,每次我的回答他都特别耐心倾听,偶尔还会俏皮一句:“你咋个和我想的一样?”

  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和他有着同样的冷幽默,他们俩都保持着对生活极高的敏感度,也都对生活充满热情。在本书里,马静芬会占一定的篇幅,是因为在我对褚时健采访了近一年后,我理解到这对婚龄60年的夫妻更像一对战友。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里,男女双方其实都是被改变的对象,尽管马静芬一再说,是褚时健改造了她,但实际上,她也塑造了褚时健的人生。

  无论是褚时健还是马静芬,都从不对这本书提任何要求,他们也几乎不和我谈论这本书或者其他写褚时健的书和文章。也许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在别人的注视下生活,这种习惯倒让他们获得了某种自在和自由。对我的任何提问,他们都没有回避和拒绝,包括他们已经离世的女儿褚映群。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们现在也并不在意。就这一点而言,我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写作的自由度。

  这份自由度到底让这本书呈现出什么模样,最终要由读者来评判。在以往我写作其他企业家传记的时候,有人质疑说现今的企业家传记都充满了赞扬甚至谄媚(这个词太糟糕了,但的确有人这么表述)。作为一个一直要求自己具备独立判断力的作者,我必须捍卫读者说话的权利,认真思考他们的反应。但是,我也必须交代我写作人物传记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实记录,真诚写作。”我把我采访的、听到的、见到的、感受的,真实地传递给读者,而读者通过我的文字形成对传主的印象和判断,我非常乐见出现“罗生门”现象。

  所以这并不是一本颂扬楷模的书,它是关于一个老人80多年人生长河的故事。在这个漫长的故事里,有成长、有妥协、有抗争,有温情、有冷酷,也有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和默契。而故事里最多的,是一个从事商业的男性的生命力——在各种政治背景下、各种人间遭遇下,这位男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战争、政治迫害和监牢生活后依然像一个斗士,让他古稀之年依然焕发出年轻人才有的对未来的期许。也正是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最为琐碎、平淡的小城生活中没有磨去敏锐和热情——你从来都无法说褚时健的观点和做事很狭隘,这个词基本上与他无缘。

  我期望这不是一本充满了历史陈旧气息的传记,这不符合褚时健的性格和气质,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聊未来5年、10年的计划,完全不像一个接近90岁的人。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充满朝气,有着脚踏实地的意义。当下被互联网裹挟的一代人,习惯于在虚拟生活中获得慰藉的一代人,充满朝气地生活、具备脚踏实地的精神对他们而言显得多么重要。

  褚时健在20世纪60年代经营一个县级糖厂获得成功,八九十年代经营省级烟厂获得成功,进入21世纪,他经营农业也获得成功。他的商业行为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然而,他的个人经历却困囿于时代,他的生活并不如他的事业般完美。所以,我相信他的故事足以打动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有借鉴,有告诫,有启发,有提醒。

  有人曾用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时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实,这话不准确,褚时健从来不曾,也不会凋零。